你还记得Ninotchka么
三个苏联经贸部专员，色咪咪又故作正经的来到资本主义国家代表面前。这不就是异国鸳鸯的再现么。异国鸳鸯有3个编剧，但是现在看来，写政治讽刺的活儿大概是比利干的。还有Otto在卡格尼办公室那段关于资本主义的演讲，与Garbo在异国鸳鸯里的表现何尝不是如出一辙？比利善于写这样的line，比如这段：苏联特派员：我们跟古巴签了协议，用雪茄换我们的导弹。卡格尼：你们上当了，这古巴的雪茄是劣质品。苏联特派员：不要紧，给他们的导弹也是劣质品。比利是我心目中好莱坞最好的编剧，没有之一。但是很难精确分析出他编剧的特点，他的十大准则，都是一些基本东西，优秀的编剧也能掌握个七八分。不过从比较玉女风流和异国鸳鸯，再回头看玉女风流里的台词，可以感觉到一些模糊的点，哪些是比利想出来的，哪些是IAL的。像夫人在机场拿起一只菊花伪装话筒，这个我觉得IAL的可能性大于比利，而夫人那句好吧我的元首，则更像是比利的。比利讲笑话喜欢用铺梗，容易出现对比或者排比，卡格尼那句“domeafavorplease,buryus,butdonotmarryus”,就像tobeornottobe里面“我爱我的国家和我的拖鞋”，这大概是我琢磨的比利台词的一个特点。比利虽然30大几了才开始学英语，而且他的英语一直带有极为严重口音，其发音是全好莱坞最难懂的，但是他似乎非常善于掌握押韵，掌握语言里一些有趣的相似点，比如bury和marry，还有类似的：Mac夫人：maybewemadethemistakes(aboutthevote)scarlet：thatcouldn'thappeninrussiaMac夫人：theydon'tmakemistakes?scarlet：theydon'tvote这两个theydon't通过转折递进制造笑果，也是典型的比利笑点。这个戏里还是能看到刘别谦的影子，基本上，比利的喜剧都有刘别谦的影子，film-noir的话则是斯特劳亨。这部戏里，一个工作人员在墙上画销量上升的直线，这是默片遗风，比利没有拍过默片，但是他见过刘别谦怎么拍戏。比利虽然说学不到，但还是学到一些皮毛的，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返回头说比利的喜剧，比利的喜剧和刘别谦的喜剧最大不同在于什么？在于比利是有鲜明立场的，他不是一个允许事情在镜头前发生的导演，他是允许某些事情在镜头前发生的导演。基本上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最明白的，关于柏林他就拍了几部戏，在控方证人里还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女人。他是不原谅这段历史的，他直面其残酷，因为他从中感到了极大的痛，父亲和继父死在集中营。地理上讲，他又是一个波兰人，无法原谅苏联人对这块土地的蹂躏。但是比利跟刘别谦学会了用笑来做武器，只是他的武器更锋利。总有一些观点，对cynical这个词滥用，非要把刘别谦和比利归纳为犬儒。我们在使用犬儒这个词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词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犬儒cynicism，来自希腊，有一个学派叫Cynics，这群人的哲学主张是livealifeofvirtueinagreementwithnature，所以拒绝所有conventional的东西，比如财富、权利、荣誉以及社会地位等等，从这个角度说，这群人是道家，主张的东西跟庄子没啥区别。过了两千年，这个犬儒的提法变质了，不同的人有了不同的解释，王尔德说它意味着Amanwhoknowsthepriceofeverythingandthevalueofnothing，而乔治奥威尔认为犬儒是对宗教狂热的否定，是一种不可知论。但总体来说，犬儒的含义是对社会价值和道德观的不信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玩世不恭，而不是有所保留的。我们看看刘别谦，刘别谦玩世不恭么？有一点，但那是Jewishlegacy，而不是cynicism，刘别谦不是彻底的，他是有所坚持的，有所保留的，是有信仰的，而不是否定一切的，他是有道德劝化的，而不是破除所有的守则的。比利，在cynical的程度上比刘别谦稍微强一些，其原因在于生活经历，他出身并不高贵，早年做过新闻记者，来美国的时候住在女厕所隔壁，他苦过，难过，经历过亲人逝去的痛，经历过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经历过一文不名，他对社会的态度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对好莱坞的态度也不是乐在其中的。但是比利只能说是一个边缘的insider，而不是一个彻底的outsider，他还是这个系统里的，还是这个系统调教出来的，尽管他调皮，他嘲笑很多事情，从一开始他就嘲笑，但是他也有所本，不是蔑视一切的，尽管我们很难找到他的出发点，找到他坚持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我不认为有真正cynical的导演，如果有，早期的赫尔佐格可以算一个。本身来说，德国人是过于复杂的，辜鸿铭说他们深刻、广阔，但不单纯，而美国人则是广阔、单纯但不深刻，所以当不单纯的德国人来到不深刻的美国，就会产生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总体来说，那是一种潜意识里的焦虑感，刘别谦和比利只是焦虑感程度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