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与少数民族权益

本片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对美洲殖民，按照我们官方的史学，天主教会扮演的是“走狗”和“马前卒”的角色，殖民者和教会“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这种史观今天看来相当不完整。可以说，教会历史上很多的不光彩，都是在世俗君王的挤压之下求生存的结果，比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特别残忍，是因为西班牙长期的伊斯兰教统治造成的反弹；法国对胡格诺派的迫害，也是国王一手策划，树立个人权威和信仰保护着的双重形象；取缔和迫害圣殿骑士团，则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贪图骑士团的财产。要知道，中世纪教会在法理上是缺乏刑罚的权力的，最严重的制裁也只能是绝罚，用白话说是开除教籍。教会自己手中神权之剑力量相当有限，要实现某些目的，确实需要求助世俗统治者的君权之剑，统治者则需要教会获得政治合法性，如此双方肯定会有交易。正是因为这些教训，我们今天才能意识到政教分离的可贵。人们往往看到两者之间的配合造成的灾难，却看不到两者之剑持久的张力为自由留下的空间。（以上可参考彭小喻《教会法研究》）至于耶稣会在美洲的传教为何并不符合官方史学的印象，我们可以从教会和殖民者的核心利益分析。教会的目的是增加信徒的人数，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却常被忽视的前提，那就是一旦向土著传教，就相当于把他们看作和欧洲人一样的人了；而殖民者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丝毫不介意把土著当作次等公民甚至财产。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土著居民面临被奴役的风险，理所当然地倒向了耶稣会，因而耶稣会士在当地建立了很多独立于殖民地的“保留区”，保留区的建立本是世俗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但当耶稣会按照使徒时代的基督徒社区这一神学理念将其建立起来后，这些保留区不仅在政治上很成功，而且在经济上也很成功。今天看来，它们很像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实验，但相比优越的欧洲，保留区的成功可能更多的得益于外界否则成为奴隶的恶劣处境，以及土著一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耶稣会尊重当地习惯，并不要求土著欧洲化）。世俗政权和教会之间的张力给弱势群体带来了喘息，却为当地的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外来疾病和殖民者绝对的军事优势，耶稣会的存在成为了土著生存的唯一保障。保留区同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冲突严重到爆发战争的地步（如影片所描绘），最终导致了西方多国联合向梵蒂冈施压，耶稣会被从美洲驱逐。耶稣会对南美土著（或者更广义地说，底层阶级）权益的关注从未中断，这也是长期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他们由于长期深入第一线，深知中下层生活的苦难；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当地经营的良好形象，很多底层人民成为了耶稣会士，以至于开始影响高层的决策。1970年代，“解放神学”逐渐兴起，这一派神学的初衷并非宣扬暴力革命，只是强调对底层苦难的关注，而且也是相应梵二会议带来的新风，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控制。当时由当今教宗主持的教廷信里部的批评一针见血：解放神学过于关注系统性和建制性的恶，而忽视了人的个体的恶在促成这些社会悲剧中的作用——当今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所达到的深度也不过如此。耶稣会强调社会公平，一直被认为是天主教会中的左倾势力。这种角色并不让人意外，因为耶稣本人就是以一个非暴力的革命领袖的形象出现在新约之中。但是不像我们老祖宗“半本论语治天下”的豪迈，天主教会采取的一直是将圣经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地、历史地进行解释的态度。尽管新约给人以解放的印象，教会并不否定旧约里神的威严和残酷。这部分乃是因为教会的理论把人当作受造物，并认为神可以随便处置自己的作品；部分地是因为教会把秩序与律法同宽恕与同情一样看作是人灵拯救的必要条件（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正是出于对这种精神的贯彻，对历史的审视（比如鼓吹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后制造了更大的人间地狱），同时当然也有现实的考量（毕竟如果天主教会将自身树立为革命的鼓动者，在所有世俗政权中传教都会出现巨大的困难），罗马决定对解放神学进行弹压。1980年代，耶稣会内部几乎因解放神学的问题产生分裂，此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公开谴责极端解放神学对耶稣的曲解，并要求耶稣会宣誓效忠圣座。解放神学至此走入下行道，但远未完全消失，随着南美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它以一种相对温和的面貌持续存在，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一历史过程其实与200年前的情况很相似，幸好未再诉诸大规模的暴力。本片在1980年代回顾这段历史，可说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