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当雨伞邂逅缝纫机

一、雨伞与缝纫机的意外相遇　　《城堡》是卡夫卡建立在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之外的一个虚幻国度。K当初只是半夜路经此地、试图寻找温暖投宿之所的普通旅人，被城守的儿子盘问来历时，更是被疲惫折磨地无心应付，顺口编造了个谎话，却未曾想演变成之后一系列奔波劳累为了进入城堡而做的漫长周旋。在《城堡》中很难找到历史遗留的现实足迹，没有标志性的事件作为背景，没有明确示意的地点描绘，只是一个常年积雪背靠城堡的村落，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从头至尾，分不清楚K到底在村子里停留了几天或是几个月，他在末了曾经问过佩披到春天还有多久，佩披只是模模糊糊地说“这儿的冬天长，很长很长呢，而且也没个变化”，倒也是有春天和夏天的，不过也就一两天的工夫一晃眼就过去了，而哪怕是在最美好的日子也会下雪。　　卡夫卡的想象力在这里不是某种天马行空脱离现实的幻景，是一种让人悬浮于半空中的现实体验。米兰•昆德拉面对卡夫卡这种想象也很难有个具体描绘，只好说是：“梦幻与现实之融合”。每次当你试图依由卡夫卡的描述在脑海中搜寻现实的缩影，脚踏实地地去感受那个世界时，文字却又将人置身于距现实咫尺之遥的距离凝视。这个感受第一次袭来时，K正在首次观察城堡外观，深夜的雾霭退去后，阳光里的城堡让他很是失望，不过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倘使K原先不知道它是城堡，可能会把他看作是一座小小的市镇呢。”相比较起来，K家乡教堂的钟楼倒能算一座“人间的佳构”，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挺拔直立。若说外观的观赏性，城堡可就差得远了，塔顶的阁楼参差不齐，“仿佛是一个小孩子的哆哆嗦嗦或者漫不经心的手设计出来的，在蔚蓝的苍穹映衬下，显得轮廓分明。”塔楼的窗子“发着癫狂似的闪光”，塔楼则“犹如一个患着忧郁狂的人”从紧锁的屋内探出身子来接受世界的瞩目。这里的人也都带有对城堡毫无道理的狂热和相互之间难以理解的漠然，若说和现实的差距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就是连空气都那么不同，这种富有魅力的奇异让人慢慢迷失于其中。卡夫卡在有限的词汇中让事物产生了不同以往的火花。这也就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象征之一，诗人洛特雷阿蒙在其《马尔多罗之歌》里写一位十六岁的少年美得“像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平凡的事物超越常规的碰撞产生了奇妙的画面。那就一定得说说K和弗丽达由初遇迅速发展成一场不可收拾的爱欲纠缠了。　　K初次见到弗丽达的时候，只是觉得似乎她和他的将来有点什么联系。弗丽达立刻直白的承认自己是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让一切急转直下；K立马知晓自己面对着一条通往城堡的捷径，肆无忌惮地和弗丽达调情，弗丽达则出人意料地拿着鞭子赶走了跳舞的人群；旅馆老板的到来使得K不得不躲到柜台下，他摸着她的脚，她则把脚放在他的胸口摩挲；之后他们就倒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间开始了几个小时的温存，K到达了奇异的国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做爱紧接着被克拉姆的呼唤打断，弗丽达令人惊讶地选择了大声宣告她和K在一起；最后，K的两位助手被发现一直在酒吧的柜台上注视着一切。肮脏与美妙，隐秘与窥视，躲藏与刺激在这个场景里一一呈现。　　卡夫卡最让人喜爱的还是文字里随处可见的荒诞不经的幽默。K在等待夜审的时候，目睹侍从们分发档案给各个官员的闹剧。本来是简单的例行公事，却被搞得像是斗智斗勇的战争，原本寂静无声的长廊开始被喜气洋洋的嘈杂声充斥：房门开开关关，老爷们都只把门开一条小缝不肯直接和侍从交涉，他们监视着放在门外的档案不肯拿走，仿佛在炫耀或者不怀好意地刺激同僚；遇到态度强硬的老爷，侍从就要倒霉了，不仅得被泼冷水，还要动用计谋以退为进地诱使老爷们打开房门，然后玩命冲上去抵住房门和他们交涉。事件的结尾也就是高潮，一位老爷求救一样地按铃，旅馆老板和老板娘仿佛面临大祸一样赶过来把K揪走，训斥他普通人是不能站在走廊里看老爷们领取档案的，这是多么的罪大恶极啊。一件日常琐事眨眼间成了场激烈的闹剧，最后却变成了我们眼见的一切本来都是秘密的不为人知的。我们就跟着K无辜的目睹了一场奇异事件，幽默就在这“出乎意料的无关紧要之事”（米兰•昆德拉）中体现出来。　　二、迷雾中的城堡　　卡夫卡的作品都是在其去世之后出版的。马克斯•布洛德没有按照好友的遗嘱把其作品全部都烧掉，而是大力出版卡夫卡生前之作，并不遗余力地撰写书籍评论向全世界推广这个名字。不管后来者是否认同这位过于热心的好友的观点，在作者已逝的情景下，保证作品能符合作者的意图实在难上加难的事情。出版商不仅积极地把卡夫卡删掉的章节全部捞回来出版，译者的不同理解也让卡夫卡变了味儿。卡夫卡的手记中坚持自己的书要以很大的字体印刷出来，这不是毫无道理的任性怪癖，对于他整篇整篇不分段的语意飞扬，离题神聊，如若字体紧凑、密密麻麻，对于读者将是一种苦不堪言的折磨，使得作者文字的情景表达又多了一层障碍。　　虽然这部作品名为《城堡》，实际上故事最后K也没能进入城堡，因为这部作品卡夫卡并未写完，所以严谨一点该说作者始终没有写到K进入了城堡，据说卡夫卡原本的打算是安排K在村子里打转一辈子，在行将离世时接到城堡的通知，告诉他可以住在村庄，但是依旧不能走进城堡。德国导演米歇尔•哈内克拍摄的“城堡”（Schloß,Das1997）更是干脆地把城堡的影像彻底从画面中清除掉了，只能从人们的对话中知道有城堡的存在。小说里对城堡内部结构和外观描写更是屈指可数，一来是城堡外观也就是“形状寒伧的市镇”，没什么可多说的，大多时候它都结实地隐在黑夜雾霭之中，除了初来乍到第二个白天讲过城堡的清晰轮廓后，K也就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注意过一次城堡，那也是看不到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它那么镇定自若的待在那儿，丝毫不在乎旁人审慎的目光，至于观察者“你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在暮色苍茫中一切也就隐藏得越深”；二来想要进城堡并非冒失地推开大门就能进去这么简单的，K在费尽心思接近官员克拉姆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和任何进过城堡的人套近乎，这么一来K的目的就从开始的想进城堡具象为接触了解一切与城堡有关的人和事。到最后来看，城堡本身反而不那么重要了，K已经奔忙于各色人之间渐渐迷失了方向。不过这也不是说城堡本身就不重要，它有一种无形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周围的每个人。　　克拉姆先生。他和城堡一样，一直隐在某种神秘的帷幕后，可他的名字和影响却无处不在。K只在门上的洞眼里见过他的样子，之后的多次求见与等待都扑了空。在K担任土地测量员后，他是城堡官员中第一个向他发信写了些官腔十足的祝贺词句，此后却再也不肯见K了，特意避开他，甚至让侍从把他在雪地上踩过的脚印都抹掉。至于他在城堡中所处的地位，可以从他给K的那封信的签名图章中了解到他是“X部部长”，而这个部长职位有多高，只有他的秘书艾朗格透露过：“克拉姆的职位当然数最高”。村子里的其他人一听到克拉姆的名字，都显露出无比尊崇与畏惧的样子。旅馆老板娘更是把自己二十年多前曾当过克拉姆的情妇作为一种“永恒的荣誉”，而且她能拿出比常人更骄傲的姿态不把村长放在眼里，赢得众人的尊敬，也是和这个事情分不开的（虽然从未有人提及个中原委，但也都心照不宣了）。旅馆老板一家人当初也把这个女人迎娶进门当成是光荣幸运的事情，K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其实是希望老板娘成为“引导到克拉姆身边的福星”。相貌平凡的弗丽达更是因为深受克拉姆的喜爱，成为了男人眼中的绝色。这么一来，克拉姆的车夫带着那种官员特有的冷漠态度使唤K也不算什么意外了。对于K来说，克拉姆更像是城堡的缩影，二者同样的不可得见，不可攻陷，沉默中透露着咄咄逼人的神情。进入城堡送信的巴纳巴斯对于其内部的描述也是壁垒重重，哪怕在允许进入的屋子里也设置了层层壁垒。有一回，老板娘把他比作兀鹰，K也逐渐体会到了这个比喻并非是什么言过其实的笑谈。克拉姆的拒绝消磨着K的时间与经历，城堡也消磨着巴纳巴斯的意志，进入城堡当差不久后，他从开始的年少轻狂忽而成了胆小怕事。当地人对官方的害怕与敬畏已经渗入骨髓，成为了天性。　　城堡还派来两位助手给K，他们在整个故事中插科打诨、穿针引线，时不时的还要当回催化剂的作用。起初K很欣喜他们的到来，很快就发现他们除了添乱简直帮不上任何忙。诚然他们的外表驯服的可笑，却经常爬到K的头上，紧密窥视着他的生活。他们时而是可笑的跳梁小丑，喜不自胜地在大风里跑来跑去；时而是可怜的受害者，睡梦中白白挨了K的巴掌（出于一场误会）；时而又是令人讨厌的人，猥亵地偷窥K和弗丽达的做爱；最后还扮演了一回摧毁K的生活的“盗窃者”（抢走了弗丽达）。虽说K对弗丽达谈不上任何爱情，他们却由此截断了K通往城堡的一条路。他们的存在让故事生动有趣，又似梦似真。　　如果真要说城堡代表着什么，想必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在我看来，它更像一台巨大转动的齿轮机器，每个齿轮间都严丝合缝，容不得一丝侵犯。每个村民都是组成它庞大身躯的一个小齿轮，它们只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为着机器的内核不停地原地旋转，但是他们的缺失却无法改变整部机器的运转，用卡夫卡小说中的一句话形容便是：“正如天上的星星要对抗地上的这场暴风雪一样无能为力。　　三、社会的无形审判　　德国拍的那部电影中删掉了有关阿玛丽娅一家人的遭遇，里面蕴含了社会对他们无形的审判，这是很让人失望的，毕竟这是构成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阿玛丽娅因为拒绝了一为城堡老爷无礼的求爱信，直接导致家道中落，被社会抛弃。当事情发生后，人们纷纷和阿玛丽娅一家人划清界限，其父所在的消防队也非常“及时”地把他解了职，自尊心极强的父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开始不停请求道歉的机会，请求村长、秘书、律师，甚至职员接受他的道歉。可是根本没人见他，他就守在城堡门口等待哪个老爷能出来原谅他们家庭对城堡重大冒犯。最荒唐的是，并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个人对这个家庭提出了诉讼，也没有什么公文说要惩罚他们。他们要面对的是社会中那种巨大力量对他们的审判，每个人都依据冒犯城堡的罪名将他们推上了被告席，公众的审判是不需要符合法律条文的。正如卡夫卡另一部小说《审判》，约瑟夫•K被法庭宣告有罪，却始终未被告知罪名，他却自然而然地开始自省、反省过错了。阿玛丽娅一家也是，一辈子都在为一个没有写下的判决而受苦、赎罪。一切都像约瑟夫•K的叔叔说的那样，官司打输了，“你就被社会抛弃了，连你的亲戚也一块倒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阿玛丽娅是造成家人遭受噩运的原因，却没有人责怪她，反而从那天起，她一个人担任起了支撑这个家庭的责任。姐姐奥尔珈解决不了的事情、对付不了的人，只要她一出面就都解决了。人们对这个“有罪之人”仍旧敬畏三分，他们介意的是那件事情，而非阿玛丽娅这个人，就算他们的家庭失了势，阿玛丽娅仍旧是被城堡老爷看上过的那个姑娘。只要这一条，就够他们退让三分的了。这么一来，城堡的影响力在阿玛丽娅的身上竟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力，不过两种效果都足够让人们把她排挤在社会之外了。　　“人们提起审判不是为了求得公道，而是为了消灭被告……甚至当人们对已死者提起申诉时，他们也是为了再一次将死者处死：焚烧他们的书；把他们的名字从教科书中删除；拆毁他们的塑像；把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改名。”——《被背叛的遗嘱》　　四、电影对卡夫卡的改编　　卡夫卡的作品不属于易于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范畴，尤其是《城堡》由长篇辩论写成的小说。德国人曾经两次把它搬上银幕，俄国和芬兰电影人也曾拍摄过这个故事，反响都不大。不过人们对卡夫卡作品的阐释和争论也不曾停止过，卡夫卡在一些人笔下变成了宗教的（城堡是上帝的恩宠）、心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测量员是革命的象征），变成了“破译宗教密码，阐释哲学寓言”，这样过犹不及的研究，不知道卡夫卡如果知道了是否会怨恨好友当初未遵循遗嘱烧掉他的作品。　　当然，电影与小说毕竟有不同的美学表达方式，要想让电影复制阅读小说的观感也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米歇尔•哈内克的这个版本算是所有《城堡》的改编电影中反响最好的一个，他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把握住了每个出场人物的性格，在无可避免删减小说的情况下仍旧保持了小说中城堡的神秘与无形的力量。扮演K的德国演员乌尔里希•穆埃，其出色的表演也是电影较为成功的重要原因。小说并未对K的外貌或是性格有什么客观描述，很难在看书的时候给对这个人的外貌有什么预想，仿佛他就是属于那个简单的字母，是一个代码，一种精神。而乌尔里希•穆埃的眼中恰好闪烁着属于K的令人不解的欲望、冥顽不灵的固执和单枪匹马的单纯，看过他的表演，仿佛心中那个飘忽的影子终于有了个肉体可以安定下来。电影虽谈不上是什么精彩绝伦的卡夫卡重现，却也体现了一些小说的精神，每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都尽量和原著贴近，没有借题发挥的过度诠释。只是，如若想在荧幕上看到那种雨伞邂逅缝纫机的精彩碰撞，还是得去看弗朗茨•卡夫卡。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135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