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岳飞是钟馗

　　不是岳飞是钟馗九十分钟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了黑帮片，警匪片，哥们儿电影，暴力美学，黑色幽默，军旅情缘，爱情悲喜剧，看到杀手莱昂，看到昆汀，看到斯巴达三百勇士，甚或安东尼奥尼。而从这一切中浮现出来的，是某种早已逝去的情怀，早已的失落价值观；是某种融合了中国古老道德伦理，社会主义时代人生理想，以及好莱坞式孤单英雄的怪诞组合，以及导演对这一切的追寻和质问。这个手持红缨枪，背着破旧军用水壶，坚持维护正义的退役海军，无疑承载着巨大的悲剧色彩。他是这个黑白世界里始终燃烧的一抹鲜红，他所坚持的那些东西，那些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尚且算得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如今却被这个崇尚实用主义的时代迅速抛弃，沦为一文不名，甚至只能以“神经病”来命名。更大的悲剧在于，绝大多数观众可以轻易地从他身上辨认出一系列曾经无比熟悉的形象，以及这些形象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体系，与当下状态有多么格格不入，这种精确辨认，这种感同身受所造成的错愕感，与其说令人悲愤感怀，倒不如说令人茫然无措。一代曾是老三的青年们成长起来，活明白过来，春风得意或消沉沦丧之余，有意无意淡忘着属于老三们的懵懂岁月，唯有老三，这个始终没活明白的存在，依旧执拗地手持红缨枪威风凛凛，如同时代断层间无意间释放的游魂，人们试图将其视而不见，试图继续安然地维系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体面的生活状态（这个有着男盗女娼，坑蒙拐骗和灌水生猪肉的歌舞升平的时代），却最终只能在其坚硬饱满的实体面前，在其莽撞地冲撞和冒犯面前，彼此尴尬地笑一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部电影可以看做导演为这份尴尬和茫然无措所精心安排的“想象性解决”，一场为老三这个钟馗一般生猛的鬼魂，所举行的盛大安魂仪式。而这一切的合理性，是由三个在我看来看似设置精巧，实则软弱无力的情绪点支撑起来的。其一，是运用岳家枪和宋代武术的象征含义，为其赋予某种属于古老中国的道德伦理基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虽然触犯了现代社会的法律体制，却在“正气”这一主题下为观众们营造出某种不言自明的认同感。然则，老三心目中的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毕竟不能向当下或者未来去求证，而不得不从久远的过去找寻支撑点，这种刻意设置与其说是解决，倒不如说本身既是那份尴尬和茫然的一部分。其二，一场好莱坞色彩十足的警匪故事，令老三误打误撞地获得一次英雄表演和自我成长的机会，也顺便带出了此种类型影片中普遍的意义或曰主控思想：一个最初不容于社会，落寞孤寂的英雄，通过拯救别人拯救世界，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最终被世人所认可。此类逻辑安放在老三身上，多少因为时代和文化错位而带来某些荒诞喜感，美式英雄所守护的那些以“正义”命名的，关于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在西方社会早已成为颠扑不破的基本社会准则，而在老三懵懂的世界里，是与非，善与恶却变得不易分辨，甚至无可分辨。“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那就是，我。”在老三孩童式幼稚却坚定的喃喃自语中，“邪恶”这个语词在观众心目中唤起的，却是一系列混乱丰富的形象和概念。曾经有一个时代，“谁是坏人？”是我们每个人看电影时必然要问，也必然能得到回答的问题，男盗女娼是坏人，坑蒙拐骗是坏人，注水猪肉是坏人，抢古董的大盗也是坏人，然则在此之外还有大量空白，是超出老三甚或超出所有观众的处理能力的。我们早已无法再以“邪恶”这个色彩分明的词汇，来命名那些充斥于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令我们无奈和尴尬，以致被默认为合理的种种不合理，也正因如此，老三的种种见义勇为，连同最后那场极端戏剧化情景下极端生硬的“戴罪立功”，在令我们热血沸腾乃至感动流泪的同时，却又显得如此苍白和单薄。或者不如说，我们之所以会热血沸腾和感动流泪，是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明白，老三坚实有力的肉体下，那孩子般单纯执拗的灵魂，是如何承载着我们逝去的理想主义的天真，又是如何脆弱和易受伤害。其三，兄弟情谊和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无疑是支撑老三这个游魂存在于这世间的又一力量，从政委，到警长，到码头边萍水相逢的水兵，甚或历经沧桑的文物贩子，甚或一个聋哑小男孩（及其身后未曾出场的博物馆馆长，“海盗拳”邹市明等等等等），这道由“哥们”，“战友”，“兄弟”等充满男性色彩的词汇组成的统一战线，无疑承载着来自军队，来自军旅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和情感认同，亦被处理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中，最后一点坚忍有力的对抗力量。于是乎，像大量哥们电影一样，女性角色被自然而然地放置在承载负面价值的位置上，从母亲，到大姐，到小草，甚或那些看怪物般打量老三的街边大妈，她们充满世俗色彩的目光，共同组成一套评判和贬损的价值体系，于是乎老三与这个时代的冲突，被集中表现为一个正直不屈的男人与一群不理解他的女人们之间的冲突，而老三和小草的关系，作为全片中主要的情感线，也最终坠入一个已被男性写作者们重复无数遍的滥套：英雄面临事业与爱情的两难局面，而肤浅的女人却抢先背弃了他，投入他人怀抱（其背后隐含台词是对英雄所秉承价值观的无情否定），最终英雄必须克服失恋和理想失落的双重困境，重新找回和证明自我。最后一个镜头中，老三将小草送他的水壶扔进垃圾箱，世界重新变为一片红色，这个在我看来意图过于明显的意义的升华，似乎终于为老三先前遭遇的重重困境和磨难，找到一个想象性的原因（因为一个女人的不理解和背叛），并通过遗弃对这个女人的柔情和思恋，获得想象性的解决。对于一部以男性力量和精神为主要展现对象的商业电影，此种叙事上的改写和错置必然是有效的，但我们作为观众，也不免会沿袭着商业电影的观影经验，而有意无意间感觉到，真正未曾解决，或许也无从解决的问题，永远在电影的叙事之外。对于老三这样一个来自并不久远的过去，并凸显于时代断层中的无名游魂，我们可以当作故事一笑置之，然而内心深处被唤起的那份酸楚，那份尴尬与茫然，甚或那份微妙的恐惧和欣慰，必将随着那个结实饱满的造型一般，历历在目，挥之不去。